清末東昌府堂邑刻工徐鳳池考述

《四書集注》（宋）朱熹 蒲陽鄭氏再訂 堂邑徐鳳池刻

　　文/圖 王騰騰

　　東昌刻書起源自晉南平陽府（今臨汾），始于明洪武初年（1368年）。平陽在金元時期即是刻書重地，時至明初，當(dāng)?shù)卮罅靠坦るS移民遷入東昌府，散居于堂邑駱駝山一帶。這些刻工手藝出色，刀法圓熟，借助駱駝山一帶盛產(chǎn)梨木、棗木之優(yōu)勢，較好地傳承了雕版印刷技藝。

　　堂邑距聊城（東昌府治）僅40里（1里等于500米），不少堂邑人刻印啟蒙讀物或通俗讀物來聊城串賣，頗為暢銷，直接促進了東昌書坊的誕生與發(fā)展。據(jù)吳云濤《聊城刻書與出版業(yè)的興衰概況》引李復(fù)元先生云：“遠在明代中葉，聊城就有一家自印自賣、規(guī)模很小的書館，字號叫好友堂。”后經(jīng)不斷發(fā)展，加上大運河漕運便利之影響，時至清代，聊城書坊出現(xiàn)井噴式增長，字號可查的書莊就達60余家。這些書莊大多雇堂邑刻工，自刊自印，圖書廣銷天下。其中，尤以書業(yè)德、善成堂、有益堂、寶興堂四大書莊為最。有益堂、寶興堂各有書版500余種，而書業(yè)德、善成堂各有上千種。

　　民間書坊能有如此大的出版量，放眼全國亦屬罕見。這與堂邑具有充足刻工不無關(guān)系，堂邑刻工可謂東昌刻書業(yè)的重要支撐。唐桂艷《清代山東刻書史》云：“到了清代，聊城的不少書莊直接從堂邑請刻工，可以說，對刻書中心資源的利用，促使聊城刻書業(yè)迅速發(fā)展起來。……堂邑是山東重要的刻書地。”

　　至清中后期，堂邑雕版印刷已然成為當(dāng)?shù)氐闹匾a(chǎn)業(yè)。據(jù)《堂邑縣鄉(xiāng)土志·商務(wù)》載：“本境（堂邑）制造而多銷于他處者，印書之板，染色之紙……往往在京都、汴梁及本省濟南、東昌等處設(shè)局出售。”而堂邑雕版最為風(fēng)行處，當(dāng)數(shù)城西十八里駱駝山一帶的村落。這里的百姓，大都掌握祖?zhèn)鞯牡癜婕妓?，把雕版作為主要的副業(yè)。據(jù)吳云濤《堂邑木板雕刻記略》載，堂邑三奶奶廟村、后杏園、景屯等均為駱駝山周圍的村莊，家家婦女都會攥刀把，通過“攬頭”為坊鋪進行“外加工”。堂邑刻書之盛，可窺一斑。

　　堂邑刻工群中最負盛名者，非徐鳳池莫屬。

　　恩賜介賓 刻工領(lǐng)袖

　　徐鳳池，字佩聲，山東東昌府堂邑三奶奶廟人。清代著名雕版刻工。其父徐天佑曾恩賜軍功，生有四子，即鳳儀、鳳池、鳳樓、鳳閣。徐鳳池行二，曾恩賜介賓；三弟鳳樓為廩生；四弟鳳閣為邑庠生。徐鳳池生有三子，次子名清湘，清湘之子名鴻軒。徐鴻軒，亦名徐運北，曾任貴州省委副書記、衛(wèi)生部副部長、第二輕工業(yè)部部長等職。2018年去世，享年104歲。

　　徐鳳池生卒年不詳。今按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同興堂《徐氏族譜》，鳳儀、鳳樓、鳳閣兄弟三人生卒均有詳錄，唯鳳池?zé)o存，不知何故。其兄鳳儀生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，三弟鳳樓生于咸豐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概知徐鳳池生于道、咸間。又，民國二年（1913年）徐鳳樓《修族譜敘》載：“合族父老即以修譜之事商之于余……自思廢學(xué)多年，荒疏已久，恐不能勝任。又與胞弟鳳閣商議，鳳閣弟曰，‘此美事也，何可辭勞？’”據(jù)此可推，民國二年之前，徐鳳池就已離世，故而三弟徐鳳樓主持家族修譜之事。循此理路，徐鳳池刻書活動當(dāng)主要集中于同治、光緒間。

　　徐鳳池所在的三奶奶廟村是堂邑刻工最為集中的村落。實際上，三奶奶廟村乃兩村之合稱，可分為東三奶奶廟村與西三奶奶廟村（俗稱東三廟與西三廟）。東、西兩村以楊氏、黃氏、徐氏家族為盛。諸家族皆曾以雕版為業(yè)，并有世代傳承。曹之先生在《中國古籍版本學(xué)》中介紹清代東昌刻書時云：“東昌、四堡刻書也比較發(fā)達。……自元代以后，東昌為南北漕運要沖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東昌刻工也有到外地謀生的，例如北京文成堂刻《四書備旨》《大學(xué)》等書就是由東昌府堂邑縣刻工楊金雄雕版的。”楊金雄便是東三奶奶廟村人，與刻工楊金維（冠縣雕刻藝人陳慶生的姥爺）屬同輩兄弟，皆為清代著名刻工。而楊氏兄弟的雕版技藝，均受學(xué)于西三奶奶廟村的徐鳳池。

　　徐鳳池曾恩賜介賓。清制，每歲由州縣遴訪年高而有聲望的士紳，一人為賓，次為介賓，又次為眾賓，詳報督撫，舉行鄉(xiāng)飲酒禮。同時，朝廷以冠帶表示禮遇鄉(xiāng)賢的規(guī)格。顯然，徐鳳池隸屬鄉(xiāng)賢無疑。徐鳳池家族觀念濃厚，將刻板技藝傾囊相授于族人。隨著徐氏家族刊梓工人不斷增多，刻板技藝愈發(fā)精湛，三奶奶廟村漸漸成為遠近聞名的堂邑刻書第一村。

　　徐鳳池技藝高超，慕名前來拜師之人亦絡(luò)繹不絕。在其帶動下，附近東三奶奶廟、黃寨子、許堤口等諸多村雕版藝人越來越多。書坊主對其頗為敬重，爭相聘請。相較于年畫，刊刻書版收入更為可觀，舊時堂邑雕版還是以書版為主。

　　刻書多種 牌記醒目

　　徐鳳池刻書多種，目前，筆者集得帶有牌記者三種：清善成堂《四書集注》、清善成堂《新訂四書附考補注備旨》、民國十五年（1926年）書業(yè)德《奎璧書經(jīng)》。另有兩種筆者未得目驗，其一，民國十四年（1925年）刻本《新訂四書補注備解》十卷。關(guān)于此本，李國慶先生曾在《古代雕版刻工稱謂考錄——〈書林清話〉條目增補》一文中援引。李國慶認為，葉德輝在《書林清話》中未提刻工有所不妥，故依傳本對刻工自稱作以詳考，計得七種：“曰某工，曰某人，曰某匠，曰某氏，曰某者，曰某生，曰某手。”種下又分小類，如“曰某工”種，可分“曰梓工，曰雕工，曰刊工，曰刻工”四類，每類各舉一例，可窺刻工稱謂之概貌。其所舉“曰某人”種之“曰刻工人”類云：“民國十四年刻本《新訂四書補注備解》十卷，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城西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。”

　　堂邑路莊一村民家中發(fā)現(xiàn)的祖?zhèn)鞴偶?，清善成堂版《四書備旨》書尾印?ldquo;山東東昌府堂邑縣城西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字樣，而筆者所藏善成堂《新訂四書附考補注備旨》書尾印“徐鳳池刊工”字樣，概知此二書有別，并非同種。

　　細審徐鳳池刻書，其大字方板整齊，橫輕豎重；小字字形長方，清秀瘦挺；撇長而尖，捺拙而肥，頗為美觀。又據(jù)版心題署可知，徐鳳池既為書業(yè)德刊刻，又為善成堂刊刻。作為東昌府的兩大書坊，書業(yè)德與善成堂互有競爭。徐鳳池能讓二者并驅(qū)爭用，在聊城刻書史上堪稱奇跡。

　　坊刻本單獨著錄刻工且以醒目牌記形式標出者少見，而徐鳳池有此待遇，亦可證明其在當(dāng)時極負盛名。記刊刻者的牌記能夠單獨一頁，說明此刻工頗受書坊主敬重，而徐鳳池刻書牌記多有獨占一頁的情況，如《四書集注》《奎璧書經(jīng)》等，其他堂邑刻工則不多見。徐鳳池刻書牌記在位置、形式與內(nèi)容上并不固定，花樣繁多。就位置而言，或于序末，或于卷末，或于書尾，均較為醒目；就形式而言，字周有無線、單線、雙線等多種墨圍，字形或扁方、或正方、或長方，多宋體；目前可知題名款式至少三種，為“堂邑徐鳳池刻”“徐鳳池刊工”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，第一種常見。

　　古時刻工終日與木板、刻刀為伍，社會地位普遍低下。李國慶先生總結(jié)明清刻工題款特點云：“刻工題名款式單一，僅在姓名前面冠上稱謂。”而“徐鳳池刊工”牌記反將姓名置前，且不加籍貫，字大醒目，頗為自信，非尋?？坦た蔀?。

　　李國慶先生援引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佐證記刊刻者牌記有“刻工人”稱謂，此類刻工題署已是少見，而籍貫涵蓋“省、府、縣、村”四級者，則更屬罕有。李國慶先生又于《山東籍雕版刻工輯略》一文中復(fù)引此則牌記云：“這則木記所載內(nèi)容是迄今所見山東籍雕版工匠題名最為詳細的一例。”可為參證。“山東東昌府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人徐鳳池”牌記款式精美，端莊大氣，有意突出“東昌府”“三奶奶廟”“徐鳳池”字樣，明顯經(jīng)過精心設(shè)計。相比于其他堂邑刻工，無論是從形式抑或內(nèi)容來看，徐鳳池皆獨樹一幟。

　　在歷代傳本中，刻工能自署名稱且加籍貫者，并不常見；而為之專設(shè)牌記，刻意修飾，并獨占一頁者，則更如鳳毛麟角。徐鳳池在東昌書坊獲此待遇，足見坊主對其之倚重。究其緣由，除徐氏技藝精湛外，亦與其出身不無關(guān)系。徐鳳池曾受朝廷恩賜介賓頭銜，其父恩賜軍功，諸兄弟皆屬鄉(xiāng)賢，家勢背景對其刻書影響必有推助之功。

　　值得說明的是，堂邑三奶奶廟徐氏刻書一直綿延至民國晚期。今聊城中國運河文化博物館藏有一本民國徐光明刻《中庸》，木記署款：“山東堂邑縣三奶奶廟刻工徐光明”。檢索民國徐家族譜可知，徐光明為徐鳳池嫡長孫，徐運北堂兄。

　　囿于文獻不足，徐鳳池諸多事跡尚待詳考。作為堂邑刻工的領(lǐng)袖人物，徐鳳池并不獨守絕技，自作藩籬，而是傾囊授藝，造福鄉(xiāng)人。以徐鳳池為核心的三奶奶廟徐氏刻書，為堂邑乃至東昌地區(qū)的刻書及木版年畫事業(yè)作出了積極貢獻，深入挖掘其刻書事跡，對研究清代山東家族坊刻或有裨補之功。